作者：马妮娜 姜英爽

　　7月9日，一篇洋洋六千字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发布到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此帖一出，产生轰动效应。

　　此帖作者名甘德怀，男，1974年出生，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今年3月，他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博士入学考试，笔试成绩第一。一个月后，因复试未通过而落榜。导师朱苏力录取了复试成绩靠前，初试成绩第二、三的两位学生。甘德怀认为考试“不公平”。

　　时至今日，参与该帖讨论的文章超过百篇，既有各大高校的学生、博导，也有关注国内高等教育的海外学人。讨论已经由“个案”的是非曲直上升到目前中国博士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及优秀人才遴选标准的争论。甚至有人将之名为“德怀门”事件。

　　记者就此采访了朱苏力教授，朱苏力说：判甘德怀不及格我问心无愧，这是对学术的尊重。

　　初试第一　复试落榜

　　甘德怀无学可上，朱苏力录取了初试第二第三的两名北大生

　　2004年3月13日、14日，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招生初试。他报考的导师是北大法学院院长、49岁的著名法学专家朱苏力。

　　朱苏力系北大法律系毕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游学海外，1992年回国，1997年任博士生导师，在中国法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2004年，与甘德怀一起报考朱苏力教授的考生共26人。按研究生院规定，朱苏力教授今年最多可招收3名博士生。

　　甘德怀1996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改名为南京工业大学)，199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法理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此后两年时间，他在江苏省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书记员，后调入河海大学任教。

　　4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初试成绩。甘德怀三门成绩分别为：英语，52；法理学，84；法社会学，63，在法理学考生中总分名列第一。甘德怀认为，根据北大研究生院提出的复试分数线：英语，50；业务课60，他是法社会学方向惟一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

　　复试于4月19日在北大法学院小会议室进行。与甘德怀一起参加复试的还有初试成绩分列第二、第三位的艾佳慧和何远琼。前者为北大应届毕业的法律硕士，后者1996年获北大法学硕士学位，已毕业工作多年。

　　复试评议组由三位老师组成，除朱苏力外，还有北大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周旺生，北大法学博士、副教授强世功。复试面试共进行约1小时40分。其间，强世功迟到20分钟，甘德怀称，强世功“根本没有听见我回答的内容”。考生的复试情况由朱苏力教授做了简要记录。

　　经过评议，甘德怀复试成绩不及格。朱苏力录取了复试成绩及格的艾佳慧和何远琼。此后两个月，甘德怀一直在跟北大法学院、北大研究生院、北大纪委以及朱苏力本人交涉。按照北大内部规定，复试成绩不及格者，一律不予录取。

　　7月9日，甘德怀在方舟子创办的“新语丝”网站发表《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一文，引发“地震”。7月12日，朱苏力以个人名义发表《关于甘怀德(应为甘德怀——记者注)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此文一出，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更多的人参与论战。

　　北大方面至今对此事采取沉默态度。研招办一位负责人在与记者私下接触中表示，据他们调查，甘德怀落榜并无腐败与黑箱操作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不排除北大校方作出正式回应的可能。　

　　甘德怀五大疑问

　　也许最后一问最为令人关注：是不是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在考博上)“先天”具有“高贵”的血统？

　　甘在《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以及7月15日发表的《一些不该遗漏的事实——对朱苏力老师声明的必要补充》中，对于博士复试考试的程序问题，提出疑问。

　　一、复试名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甘认为，如果不是他4月15日主动打电话到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去问，很可能错过复试。复试定于4月19日。

　　二、甘认为进入复试的艾佳慧和何远琼，各有一门成绩低于北大研究生院给出的初试分数线。“两名根本没有达到标准的考生为何有资格复试？”

　　三、复试组没有秘书记录复试过程，朱苏力与周旺生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

　　四、甘德怀称，复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复试组老师之一强世功来了。但朱、周二人没有介绍他的身份，而且强老师没有听到他的回答，是否有资格参加评议。

　　五、对于北大法律硕士艾佳慧被录取，甘德怀质疑：是不是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先天”具有“高贵”的血统？

　　关于复试通知

　　对于甘德怀的第一个疑问，北大法学院博士招生办公室的臧老师称，初试结果刚公布时，教务人员就通知了甘德怀参加复试。至于复试时间，当时还没有确定，他们要在接到准确的通知后告知考生。

　　通知的方式有电话、信函、短信、E－mail等。“只要考生在报名表上留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会采用，一直到通知到考生为止。”

　　臧老师说，即使甘不来电话，也会通知到他。据臧记忆，通知艾、何两人参加复试的时间比甘更晚。

　　臧说，不存在教务人员故意延迟通知，甚至不予通知的情况，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发生过。

　　至于复试名单为何没上网。研招办表示，往年都上，今年因为忙，疏忽了，但并非学校故意不予公布。

　　关于复试记录

　　7月22日，甘德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复试记录就如法院判案一样，法官不能一边审案，一边记录，不然还设书记员干吗？”他认为博导自己进行记录会影响复试的效果。

　　按照朱苏力教授的解释，他每年招博士生，几乎都是自己亲自记录复试情况。朱说，北大法学院教员有80多名，行政人员20多名，没有专职秘书。

　　据记者调查，北大校方对复试记录的人选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各个院系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博导会亲自记录，也有人找“第三者”来记。

　　由于教育部对此问题也没有制定统一标准，因此各大高校的做法也有差异。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说，他们的招博复试一般由老师亲自记录。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复试现场则会设专门的记录员，一般由博士生担任。

　　关于强世功迟到

　　朱苏力在7月12日发表的《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中称：“强世功因为临时有事，迟来了约20分钟(整个面试持续了约1小时40分)，对甘怀德同学提出的这一异议我们诚恳接受。”北大研招办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但是强世功的迟到是否对复试结果造成决定性影响？朱苏力认为“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朱苏力和周旺生均认为甘德怀复试不及格。

　　周旺生认为，博士学习与本科、研究生不一样，需要与导师长期合作。所以，即使评议组中有不同意见，也应以导师的意见为准。

　　而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复试中，成绩的评定依据复试小组集体意见。博导施祖麟说，导师的意见仅做参考，考生的最后成绩为所有教授打分的平均数。施祖麟称，在此问题上，各大高校的做法差异很大。

　　朱苏力是否偏袒熟人？

　　对于甘德怀所暗示的“偏袒北大考生”问题。朱苏力予以否认，他在《说明》中解释说，艾佳慧为应届毕业的法律硕士(本科非北大)，他对艾“仅仅认识，但不熟悉。”甘、何两位考生是面试时才见面，不存在歧视外校考生或偏袒熟人的问题。

　　至今，网上对这个问题仍然争论不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邢刚认为，大家之所以会对朱苏力与艾佳慧之间的关系投以关注，原因是：在研究生招生中，有些高校、有些导师确实更愿意录取本校或者自己所熟悉的学生，不排除其中也有“走关系”和腐败的因素。这对于校外考生和与导师关系比较陌生的考生而言，确实不公平。

　　艾、何两人有无复试资格？

　　在甘提出的程序质疑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两位低于初试分数线的学生是否有复试资格？”　如果根本没有复试资格，而参加了复试，并被录取，那么，对于笔试成绩第一，而最终被淘汰的甘德怀来讲，无疑很不公平。

　　朱苏力在《说明》中对此解释道：“北大法学院各专业的博士生考试考题不同，竞争难度不同，评分标准有差异，因此各专业参加面试者的最低分数也不相同。在某些专业，许多考生的笔试成绩都相当高，但只有成绩前几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面试。法理学专业考生今年的笔试成绩普遍较低，依据研究生院规定，对面试者的最低成绩作了调整；因此，并不存在参加面试的同学成绩不合格的问题。”

　　朱苏力说，按计划，他今年可招收三名博士生，但只有甘一人成绩过线，法学院对该专业复试分数线调低了5分，按照初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录取了前三名参加面试，他们分别是甘德怀、艾佳慧、何远琼。

　　北大研招办称，《北大200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录取分数线及相关通知》中规定：拟录取考生一般应达到基本分数线……如果没有达到基本分数线而要求参加复试就有“特批”问题。但是，2004年北大对博士录取进行了改革，希望把招生自主权更多地下放到各个院系和导师，希望在初试成绩之外，更加看重学生的学术研究潜力和复试情况。因此，今年北大的博士招生中并无“硬性”的分数线一说，研究生院提出的仅仅是“建议”分数线。

　　一方面，分数线存在的意义在于必须从学校方面把关，防止初试录取中出现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建议”意味着低于此线者并非没有复试资格，高于此线者未必一定能参加复试，具体情况由各个院系确定。因此，不存在艾、何两人的成绩不合格需“特批”的状况。

　　甘德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听到北大研招办关于建议分数线的解释后，他觉得这种调整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进行公示，应该广而告知，应该向广大考生说明。

　　教授提问与甘德怀的回答

　　甘德怀的复试成绩没有及格，按《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复试不及格不予录取。这样，朱苏力之外的其他导师也无法录取他。笔试成绩第一的甘德怀无法接受复试被淘汰的结果，他也不认为艾、何两人的表现比他优秀。

　　根据他在《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中的叙述，与朱苏力的《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甘的基本复试情况如下：

　　周旺生给甘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法院判决援引法律、法规有多少？为什么？

　　甘回答：法院越来越重视程序性法律的援引……，我在民事审判庭工作，主要以《民法通则》为主。在法院判决里，地方高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是值得重视的、常常被援引的规范……之后谈及宪法的援引，以及法律规范的不可精确性和法官解释法律、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

　　甘称，在回答过程中，周教授几次打断他，指出他没有回答提出的问题。甘回答完毕后，周旺生告诉甘，据他调查，法院援引的法律约有50部左右。

　　周教授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问题主要考察法律在进入诉讼领域后，如何被法官运用。念法律的人，即使没在法院工作过，也应该知道法院办案时要援引哪些法律，而且不同级别的法院，援引法律的范围并不相同。

　　周教授说，他曾就此问题专门进行过调查，并发表了相关论文。周旺生认为甘的回答表明他虽然在法院工作过，但缺乏观察能力。

　　朱苏力在《说明》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甘的学术敏感不够，“完全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答非所问，试图用书本上的文字来回答。”

　　朱苏力提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

　　甘答：我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初读这本书时扑面而来给我清新的感觉，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其流畅平朴的文字以及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关注和体验……

　　甘回忆，朱苏力打断了他，让他从学术性的角度回答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周旺生插问《江村经济》出版于何年？甘德怀说具体时间不清楚，大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周旺生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他认为这本书很好，但是几十年前写的，甘却说清新气息扑面。而且，现在关于法学方面的优秀著作很多，甘却没有说出一本能体现自己专业素养的法学类书。

　　朱苏力的评价大意为：这个问题是要考察考生会不会读书，会不会理论思考，是否关心学术思路的整理。甘德怀说出了他喜欢的书，却没有说出任何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对他有什么启发之类有实质性的内容。

　　朱苏力称，对于其他两位考生的问题也大致坚持了这个思路：不是要求考生给出答案，而是考察他们的整体学术思路和潜力。

　　博士招生如何改革

　　“近几年各大高校对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改变‘一考定终身，复试走过场’的模式，加大复试的分量，以及对考生学术研究能力的综合考察。”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导师的自主权不宜过大。如果导师不要一个学生，一定要给出合情合理、让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理由。”

　　初试高分，复试被刷，这种情况在许多高校的博士招生机构中都有出现。外交学院研究生部主任郑启荣说，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考试制度并不完美。事实上，没有一种考试制度是完美的。对于博士招生，导师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学术潜力和培养前途，一次考试并不能完全体现出这个人的学术水平，所以才需要复试。

　　至于复试公平与否，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邢刚认为，这个公平的标准很难判定。因为复试中包含了导师的主观成分，导师依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学术经验，对一个学生的科研能力、学术潜力、培养前途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很难用一个标准去量化。这也是博士生考试与本科、研究生招生的差别，以及目前博士招生混乱的原因。

　　但是，并非因为博士招生中主观色彩的存在，就无法兼顾公平。中国政法大学一位行政法专家认为，关键在于：一、博士招生的规则如何制定？如何细化？是否合理？以及规则是否公开透明？二、如何看待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博导的自由裁量权，在多大程度上该受到信任和尊重。

　　郑启荣认为，甘德怀落榜事件折射出招生制度中的某些规则的缺失，因为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缺乏与考生的双向沟通，让人感觉招生的随意性太大。这种现象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把这种规则的模糊归结为“改革中的摸索”。他说，近几年各大高校对博士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改变“一考定终身，复试走过场”的模式，加大复试的分量，以及对考生学术研究能力的综合考察。这其中，可能会发生因制度不透明、不完善而造成的纠纷。

　　王卫国说，从博士招生的改革方向看，应加大博导的自由裁量权。毕竟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比较密切，既是师承关系，也是合作关系。博士带得好，能出学术成果，带得不好，就会砸牌子。

　　因此，“如果一个导师不喜欢一个学生，强迫他带，对导师也是不公平的，”外交学院博导周尊男说。

　　但是，甘德怀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在国家投资的公立大学中，导师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是像招工、谈恋爱那样，只要自己做主就行。许多导师的研究经费来源于纳税人的钱，其行为应该受到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导时殷弘教授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导师的自主权不宜过大。如果导师不要一个学生，一定要给出合情合理、让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理由。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博士姚金菊说，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博士招生中基本已经解决了上述矛盾。在国外，博士招生几乎都是由博导说了算。这跟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学术诚信氛围和大学自治的传统有关。“而在国内，博士招生的自主权到底在谁手中？国家的名额？招办的分数线？还是导师的自主意愿？这些权利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界定。”

　　“判他不及格我问心无愧”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回应甘德怀考博落榜事件，称作出的决定是一个学术判断 朱苏力教授黄山留影。图片由本人提供

　　笔试第一的甘德怀考博落榜风波，引起社会对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疑问。笔试第一面试该不该通过？导师是否有资格判不予录取？导师招博士的权力该扩大还是该缩小？7月23日，在记者的努力下，一向不愿在媒体上露面的朱苏力教授，在武汉出差之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不欢迎他再考我的博士

　　这件事把我变成了热点人物，而这个热点人物不是我希望做的。但我能理解事情的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朱教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甘德怀考博事件引发了一场对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大讨论，如果甘德怀明年再考你的博士，你欢迎吗？

　　朱苏力(以下简称朱)：我不欢迎。

　　记：我以为你会说欢迎。

　　朱：如果要说假话，我会说我欢迎，不然太得罪人了，但我也是普通人，当不了圣人。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大能正确面对面试的失败。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就是我现在从事的专业——法学理论，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名，我没有认为我这就是失败或老师不公。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别人，他很难做到成功。

　　记：对于处在事件中心的您，这些天又是一种什么心情？

　　朱：刚开始当然有种愤怒。但是我也理解这位学生的心情和网民的一些评论。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坚守的是专业知识分子的道路，我希望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教学和写作，推动中国的法制事业发展。但这件事情，实际上把我变成了热点人物，而且这个热点人物不是我希望做的。不管这件事最后结果如何，都会给人留下疑点，因为无风不起浪嘛。而且不单是我个人，更可能对北大，对北大法学院造成了伤害，这是我最心痛的，因为提升北大和北大法学院的学术这是我这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记：您刚才说，您也能理解事情的发生，为什么？

　　朱：这是我静下心从学术角度切入时理解的。其实(它的发生)是很必然的。中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并不很久，更只是到了近10年来才受到社会关注，因此很多学生包括社会，并不能理解大学招生制度和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我笔试考分高了，就证明自己很有研究能力，就应该被录取，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不能简单地把本科生的录取制度同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等同起来，或简单延伸开来。

　　另一个方面的因素，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人们不大容易相信陌生人，不相信官员，也不相信学者，对社会产生怀疑。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是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次的博士招生风波几乎是难免的。这样理解后，我的心态又比较平和了。

　　记：您提到这个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和大学招生的选拔制度的不同，您觉得这个不同在哪里？

　　朱：如果大学教育还是一种公民教育的话，只要你笔试合格，就可以继续学习。但是，考博的制度必须转，(他重复了一遍)必须转向选拔优秀的人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你首先必须笔试成绩基本能达到要求。

　　为何宁愿空着一个名额

　　当时他的回答真的不能让人满意。我可以全部录取，那么就皆大欢喜。但如果都要，这反倒是我对学术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

　　记：我很想知道，你最希望自己招收到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呢？

　　朱：第一是要关心中国实际，一定要研究中国问题；第二要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比较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不一定是法学出身的，经济学的也可以，社会学的也可以，工科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基本的功底和能力，不能等到博士阶段再来补这方面的基本功。最后，还要有点学术上的雄心大志，因为这是北大。这也是责任啊。

　　记：你希望招收的是潜心做学问的，而且有潜质有灵气的。你觉得你能通过面试就判断出这一点吗？

　　朱：在国外优秀的法学院，至少在美国的博士录取，都没有笔试，而由导师决定。这种做法在中国目前并不完全适用，因为中国目前社会诚信度不高，因此需要笔试制度来把关。但也需要有差额面试，这样才能让导师有所选择，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样的制度可能有利于激发教师培养学生的积极性。

　　记：你希望通过这个面试达到你这个考察的目的。

　　朱：对。比如问你喜欢哪本书，几乎每次招考我都会出这道题或类似的题，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真正读懂一本书，能不能从理论上把握。我考的是学术的思路和把握力。还有学术的想像力。孔子说，如果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不是好学生。孔子就不太愿意教这样的学生。学者，是需要想像力的。苹果掉下来，别人都不会想到别的，为什么牛顿会想到地球引力？爱因斯坦为什么会想到人行走的速度假如和时间的速度一样，空间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都是想像力，我需要挑选出来的是这样的学生。

　　记：每个人都有因为自信而犯错误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偏见或者会有看错人的现象发生呢？

　　朱：完全可能。但这么多年来，在这个行当久了，我自认为看人的学术能力还比较准确的。他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知道他学术功底大致如何。当然，我完全可能因为这种自信而失误，可能我没有要的学生，十年之后会是一个杰出的法学家，但是我作为一个导师，我必须在面试的有限时间内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判断。而不是等多少年后，作一个马后炮式的正确判断。

　　记：你的意思是，至少你在那天，没有看出来他未来成功的这个潜质或者特性。

　　朱：至少当时他回答的问题真的不能让人满意。

　　记：据我所知，您有3个名额，三名复试的考生你都可以要的。

　　朱：我可以全部录取，那么是皆大欢喜，后来的所有的质疑和指控都不会有了。

　　记：那您为什么宁愿空着一个名额？

　　朱：但如果都要，这反倒是我对学术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诚实。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如果收了你自己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你自己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这就是浪费国家资源。作为一个学者，重要的是学术品格，学术上一定要诚实。你要独立地对你所热爱的学术事业负责。这是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替你分担的。　

　　记：面试会让人紧张。假如某个很优秀的学生，在面试时候因为紧张表现不好呢？

　　朱：是有这种情况，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可能面试好几次，挑一次最好的作数。而且笔试也会有人发挥不好的呀。这都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年年高考都有的。而制度能处理的只能是一般的情况。

　　记：如果有人天生就表达能力不大好呢？

　　朱：本来我们考察的就是研究能力，并不是考他的表达能力。正是因为考虑到考生可能紧张，我们准备的题目都是相对简单的，没有什么偏题怪题，都是你应当能回答一点的，剩下就是好不好的问题了。

　　记：以前有过类似的例子么？比如某个学生笔试很好，面试很糟糕，你就不要他？

　　朱：我自己好像没有，其他教授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主要是以前的面试的成绩所占比例不大，只有10％。从这两年开始，学校才加大了面试的比例，达到30％，而且面试不合格，就不能录取。为什么加大了面试比例？就是曾经有学生背功好，或者是压题压准了，甚至不排除有作弊的，但面试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往往有时笔试成绩也差距都不大，很难说差几分就哪个更加优秀，这些都可以而且应当通过面试来部分弥补。

　　我不后悔判他不及格

　　我不能说这个面试尽善尽美。但是，我是非常认真对待它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个结果是公平的。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学术的判断

　　记：你在判这个不及格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朱：当时我没有考虑这个因素。我当时考虑的就是，你面试能不能让我满意。你的表现不好，我就判你不及格。我只是针对你这次答题如何进行评判，我没有考虑到后来能不能录取的后果。

　　记：如果你当时知道会有今天的后果……

　　朱：说老实话，如果真的考虑到今天，也有可能我们会手下留情。不过我觉得这种“死脑子”也可能是优点，如果评分时都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或少一点麻烦，这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对学术的不敬。

　　记：那你后悔吗？

　　朱：不后悔。过去就有过一些学生通过笔试，招来了，结果让老师都头疼，有的连论文都是老师手把手教他写，我还听说有的学校的研究生甚至要老师为他列提纲，让他把数据填进去就行了。可这些研究生拿到了学历，有的找到了好工作，有的升了官，有的当了大学老师，甚至当了教授，成为学术带头人；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利。如果我们学者自己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事实，没有勇气面对研究生选拔中的问题，我们就不是学者，就对不起北大，也对不起这个民族，就是不负责任。这是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人很容易随波逐流，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守。

　　记：即使事情对你不利？

　　朱：当时还没想这么多。不可能时时都想那么多的。不过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捍卫我心目中的学术自由。什么是学术自由？就要包括学者有权选择人才组织研究队伍。如果连我这样的选择都得为此付出这样的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所谓的面试也就没有了意义，这会是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悲哀。学术自由，包括要捍卫自己的学术信仰。

　　记：你说过，你也理解甘德怀的想法，是不是这个面试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客观的公平的呢？

　　朱：我不能说这个面试尽善尽美。但是，我是非常认真对待它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个结果是公平的。

　　记：你能够说自己问心无愧么？

　　朱：问心无愧。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学术的判断。

　　博士招考，导师权力还该扩大

　　学术的判断力从长远来看必须交给教授。个人觉得，中国著名的高校要逐步过渡到像英美那样的推荐制度，给导师更大的自主权

　　记：你是著名的法学家，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我相信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的事儿你肯定碰上了不少，碰上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呢？

　　朱：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学术人，在这个岗位，只是偶然。当然会碰到一些这类事情，个人的，我是不通融的；学校这方面有严格制度。但如果对国家、学校利益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港台学生，外国学生，高校师资培养，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等，我也会按照学校的规定“开恩”。但这都得按正常的程序进行，完全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

　　记：在你了解到的周围的招博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腐败的现象呢？

　　朱：就我所知，北大没有。但听说社会上有这样的情况。北大一直在逐步完善制度。比方说，不招在职生，比方说，限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如果一个导师每年招七八个博士，他可能就容易放松标准，但是当他只招一两个博士的时候，他就要想一想了，自己的信誉在哪里。什么是对老师的监督？考生笔试成绩通过没有这是一条；但更长远的是，这个导师在学术上的成果如何，他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如何。有了好学生，这才是最大“收益”。如果他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他就是名牌了。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更重要的监督。

　　记：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导师有没有发言权？

　　朱：发言权还较小。目前北大，是70％的笔试，30％的面试。而且我们在进行面试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比如，笔试第一名面试较差，我们要不要录取？笔试第一名是否就一定研究能力优秀？第二名呢？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记：现在的制度你觉得不太合理。

　　朱：不太合理。由于应试教育的传统太重了，有些学生就是拼命突击考试内容；有的有才华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考试内容，就可能落榜。其实这是把宝贵的社会人才资源给浪费了。不过现在的制度在目前条件下也具有另一方面的合理性。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为了建立社会的信任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时又不能不作出妥协。

　　记：你的意思是，导师的权力还应该扩大。

　　朱：个人看法是应当。过去师父带徒弟，就要挑自己看中的，自己看中了，他才有可能在他身上倾注心血。学术的判断力从长远来看必须交给教授。我也知道，教授当中也可能出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你不能够因为教授当中可能会出问题，就完全不给教授选择学生的权力了，就完全委员会制，民主投票制。那么，是否今后学术都应当由民主来选举？创新，学术上任何创新，都不可能由民主来决定。创新就意味着它和别人不一样，就意味着别人还暂时不能理解它，如果大家都已经能理解它，它实际上就不那么新了。

　　记：你理想中的博士招考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朱：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两回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基本认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选拔制度的根本理由。比如，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较理想的教师，有更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机制，也还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学术制度的利弊的社会环境。这些情况现在还解决不了，所以，从目前来看，面试只占30％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觉得，中国著名的高校要逐步过渡到像英美那样的推荐制度：报材料过来，你做了哪些研究，发表了哪些东西，打算做什么研究，为什么值得做，有什么学术的创新潜力，然后由导师讨论、面试决定。

　　记：那你觉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应该怎么逐渐改革？

　　朱：对北大、清华、人大、复旦这样著名的高校，应该逐步开展由知名学者推荐和考试制度相结合的招考制度，给导师更大的自主权。

　　记：但过于集中的权力又容易滋生腐败。

　　朱：所以笔试还得占一定比例，至于比例的大小，则可以逐步稳妥地推进。你首先要通过一个考试，但也要选好的学者推荐。要大家公认的学术、人品、学术鉴别力都优秀的学者；如果发现其中有不诚实的问题，今后就取消他的推荐资格，他的声誉也就坏了，在学术界就待不下去了。但是，首先要相信优秀学者，要给他们权力。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如果选中了谁做自己的博士生，谁会怀疑他选中的学生呢？

　　记：现在这样的权威还太少。

　　朱：因此，要逐步在学术竞争中产生真正的学术的权威。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很少。但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权威出现，我们的学术传统就很难形成，学术制度就很难形成，学术也就很难有大的发展。

　　朱苏力档案

　　195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　美国麦克乔治法学院商法税法硕士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博士

　　1999年－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00年4月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制度是如何形成的》(1999)《阅读秩序》(1999)《送法下乡》(2000)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书评。